律师的采访,律师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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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丨刘强东美国律师: 他已经有30个小时未曾与我联系

3日晚上11点许,就京东CEO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一事,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其在明尼苏达州的当地律师约瑟夫·弗里德伯格。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约瑟夫·弗里德伯格(Joseph S. Friedberg)坚信刘强东不会受到任何起诉,而在接受红星新闻专访时,弗里德伯格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表示,他和刘强东已经有30个小时未曾联系。他被拘留后获无条件释放,表明其不会受到起诉。如果真的受到起诉,那他会感到极为震惊。

弗里德伯格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是在上周六(9月1日)中午接到刘强东方面的电话的。

刘强东的美国律师弗里德伯格有40多年辩护经验

“像刘强东这样,被逮捕后又无条件释放的案例很罕见”

像刘强东这样,被逮捕后却又无条件释放的案例,弗里德伯格称,“虽然偶有发生,但这并不常见。”他说,“85%犯下重罪被捕的人,往往会在被起诉后定下保释金金额后,才能被释放。只有10%或15%的人才会在没有起诉,也没有保释金的情况下被释放。”

律师的采访,律师采访记录

求法律从业者的职业访谈

杨律师,男,北京某律师所杭州分所副主任,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任某市医院外科手术医生。因他认为外科手术过于劳累,于是转业从事律师行业,现已小有所成。 下面是我们对他的访谈:

1)请问:您认为律师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属于什么种类?

我觉得律师主要是服务性行业,第三种。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类”,呵呵。

2)请问:这个职业需要怎样的专业技能和怎样的培训,如培训班,实习等?

呵呵,你们知道,我是半路出家,律师的各种知识以及法律规章都是平时工作的时候抽空自学的。做律师并不需要特殊的培训(至少我认为这样),不过实习很重要的。

3)请问:做律师一定要拥有那些资格证书?

律师从业资格证书。大学本科以上都可以去考的,你们毕业后都可以去考的。

4)请问:您可否列举出本单位的不同职位和薪水信息? 我们单位主要分“大律师”和“小律师”。大律师是能独立处理案件,完成客户交代的任务,为客户提供法律帮助。小律师平时在办公室里处理事务所的日常工作,或者跟着大律师东跑西跑帮帮忙,长长见识,以实习为主。一般所里没有可接的工作,平时都要自己去联系、去找的。有些律师一年里能做好几个公司的法律顾问,一个月能接好几个案子,那么他 的薪水就高;至于小律师,所里也是有基本薪水和年终奖金的。

5)律师的专业技能是什么?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是不是需要很强的口才? 你所说的专业技能应该就是掌握各种法律法规吧,其他的能力如人际交往、条理分析之类蛮重要的。至于口才,可并不像电视上那样“唇枪舌战”,只要你将案例分析透彻,交代依据的法律条例,并能反驳对方的理由,是不必像辩论赛上那样将一个概念辩得那么清晰的。而且,现实中的案例基本上双方都是有对错的,律师的其中之一责任是明确双方的对错,保 证对方不把不应该的责任强加在己方身上,并使己方损失降到最小。这需要的是非常熟悉相关的法律规章。“唇枪舌战”有时候是必要的,但大部分案件要的是律师的基本功。

6)请问:您的工作条件怎样,例如基本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时间出差等?

律师的工作条件是相当不错的,一部分像白领,坐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另一部分就是平时可以出去走走,到各个地方联系客户。压力主要来自客户,接了一个案子就要好好完成,尽自己所能,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另外所里也有些任务或者考察。工作时间和出差时间自然是不固定的,一般在所里的时间也不多,出差很经常。

7)请问:您从医生转到律师,是否花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觉得做手术很辛苦,经常半夜起来做手术,就将目光瞄到了别的行业,于是找到了律师。在中国转个职业是需要很大努力的,因为会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和质疑。我当时的工作在旁人看来也是挺不错的,只是我自己觉得累,所以想到转。最先反对的是我妻子,但她并不说什么。反对最激烈的主要是我父母,认为我在这个职业很不错了,没必要转啊。我到辞职那天也没有说服他们。现在他们看到我的成绩后也基本没意见了。所以,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每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注定要从事一个特定职业的,谁都可以从事好多不同职业。兴趣以及自己的喜好是自己最好的方向。

8)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本领域的工作机会,地域影响及行业变化?

不管什么职业,只要你有口才,见识渊博,交际广,工作机会都是相当大的。我的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浙江,平时在浙江的几个城市间跑来跑去,联系客户,查找客户资料,或者到某个城市法庭开庭。平时坐车就做好几个小时,对浙江是越来越熟悉了,呵呵。浙江商品经济发达,有众多的中小企业,因此它们之间的各种法律纠纷还是比较多的,律师还是个比较固定的职业。一个有点名气、对法律法规熟悉的律师,在浙江是比较“吃香的”。律师是个比较固定的行业,因为民法、刑法、商法之类的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所以一旦你掌握了各种法律,就像医生一样,做的越久,就越有能力。近年来律师队伍有较大的增长,行业间以及各律师事务所之间竞争还是较大的。

9)结论:做律师相当潇洒,动动脑子,动动嘴皮子,就能赚好多钱。 对我以后工作的认识:

I.任何职业都需要最基本的“基本功”,这是要牢牢掌握的。 II.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并不一定是你的Career,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寻找另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湘潭大学法学院赴华南地区社会实践团对著名校友朱锦标律师访谈

2017年8月初,为了考察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之后的运行现状以及与改革理想构想之间的差异。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赴华南地区社会实践团调研团队于暑期赴往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法院——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活动,截止至2017年9月6日调研资料的整理工作全部完成。

2017年9月2日,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赴华南地区社会实践调研团队前往了苏州著名律师事务所——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对律师这一调研主体进行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访谈。特别感谢湘潭大学的著名校友同时也是剑桥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朱锦标律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次采访的机会。

朱锦标律师,系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1992年院友,曾担任检察官七年,被授予“优秀公诉人”称号。2003年加盟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很快完成角色转变,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和拓展活力,在章程规定的最短时限内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朱锦标律师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不忘回报母校,于2013年母校湘潭大学法学院成立30周年之际,一次性捐赠人民币101万元,设立“飞跃·锦标”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在读贫困学生,同时还向学院全体在职和退休老师赠送蚕丝被101套,这一善举在湘潭大学传为美谈。

    访谈过程中,朱锦标律师结合自己的庭审实践、业务经验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看法,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围绕法律审事实审、大合议庭制度、陪审员与法官职权分配等改革核心问题进行阐述, 并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朱锦标律师的一番真知灼见给调研小组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思考。

                                                                                     法学院通讯员:孙露

美国专利局审查官的执业生涯| 我在美国做律师系列专访

律师的采访我从博士后第一年想改行律师的采访,拖到第三年才改律师的采访,这是一个心理斗争律师的采访的过程。那个时候如果要改行,大家都觉得你像是叛变者,是个逃兵,实验室的其他人都不理解。而且当时大家都想做科学家,对金钱不是很大的欲望,如果你做法律,别人觉得你是为了钱,实验室的人也可能也会瞧不起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埋头做试验,上班一点也不敢看法律方面的书,晚上回家才又拼命读法律书。 ”

孙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于1986年赴美留学获生物学及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担任专利审查员,

还在美国Celera Genomics及应用生物系统公司(ABI/Life Technologies)担任资深专利及管理法律顾问,还曾担任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会长。在专利局做审查员期间, 孙博士半工半读完成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JD学位。2009年,孙律师创立了自己的Sun-Hoffman Consulting生物咨询公司。2016年,孙律师和几位律师在

加州共同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律所,为华人公司提供设立、融资、并购重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孙霖律师精彩的职业生涯。

1、当时为何想到来美国呢?

我当年因为有一个出国潮,在80年代的时候,国内的机会毕竟没有像美国那么多,大家都想出过来看看,我也来到美国。

3、您是何时产生读美国法学院的想法?又是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我当时现在美国念博士,后来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我本身对做实验没有那么大信心,就想改行。我当时比较喜欢英语,科学背景的学生喜欢英语的不多,我想跟英语比较相关的就是法律吧,所以就想试一下。不过那个时候我对法律没有什么概念,华人读法律的也非常少。我应该算是华人律师里面比较早的一批读法学院的中国人。

我当时对法学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我的打算是,先试一下,如果是在不适应,读完一年就不念了。但是我一读发现非常喜欢,就一直读下来了。

2、何时产生了考取专利代理人资格的想法?出于怎么样的原因呢?

我是先读了法学院然后才成为专利代理人, 因为在专利局不允许考代理人执照。读完法学院以后想做一些跟自己专利背景相结合的工作。

3、您在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中心有四年时间的工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马里兰大学的法学院课程了,那个时候一边做生物研究,一边读法学院,可以给我们谈一下那段经历么?

当时在做博士后,大家都是以科研为中心,没有人想转行,如果谁说想转行,那就像是一个逃兵,我当时已经有这个念头了,但是做了3年多的时候才开始转的,转了以后还是在一边做博士后一边读法学院。后来我想还是应该读一个跟自己专业比较相关的工作,就找到了国家专利局的审查员。

(那个时候是不是白天做研究,晚上读法学院,时间非常紧张)

是的,时间非常紧张。一开始在癌症研究所的时候还好,从研究所到法学院也就开车来回一小时。但后来到了专利局,一天要开140英里,在华盛顿DC呆过的人都知道,我说的这三个地方正好是华盛顿特区最大的一个三角形,我就天天要跑这个路线。当时也是为了路途近,才选了马里兰大学,而且州立学校学费也比较便宜,但是去了专利局后还是比较远。不过虽然辛苦,人只要有个目标在那里,走下来了还是挺开心的。

(当时又要工作又要读书,还要读reading是不是没有时间休息)

是的,没有任何假期,所有休息的时间都在读书,考试,因为当时已经有小孩了,周末还要花时间陪小孩,所以时间非常紧张的。

4、您在1997年开始有三年的美国专利局审查员的经历,您是如何拿到这个职位的呢?当时每天的工作是怎样的?

专利审查员是我一直想做的,但是我知道不简单,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职位,而且只有具有美国公民资格才能做,为了这个职位,我申请了一年。跟专利局中的一些人也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正好有这样一个职空缺,他们就叫我去了。那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我现在所有的专利相关工作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基本上那段时间把所有专利审查的流程我都熟悉了。

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专利申请,而且还要跟他们的律师打交道。而且专利审查员也是各人有各人的专长,我是做生物医药的,就是处理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当时大陆来的华人我是生物部门的第一个,也存在文化融合上的问题。

当时工作量很大,我们是计件制的,无论是什么案子,从你接到案件到你出具第一份意见就是10多个小时的时间,简单的案子还好,有的案子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时间就很紧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是政府部门的,比较清闲,但是其实专利审查员是联邦政府里面压力很大的一项职业。

法学院毕业后我希望能在专利局留下做审查员,工作内容也很有意义,同事关系也相处得很好,而且也是个铁饭碗。但是后来这家公司Celera Genomics是美国一个有名的初创公司,是做人类基因测序的,在2000年和美国卫生部一起宣布完成测定人类基因序列,这个是和美国政府联合的,当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也一起宣布这项消息。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劝我去,而且那个时候为了小孩,这个家公司距离我家也非常近。

1、从马里兰法学院毕业后,您就进入Celera Genomics Corporation做专利律师了,一直做了6年的时间,这是您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正式的律师工作,当时遇到了什么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第一个礼拜刚到这家公司我还不适应,我还跟专利局的老板说我想回专利局去。但是后来在这个公司越工作就越喜欢,因为毕竟做眼界不一样,工资也会高很多。以前在专利局我看到的就是一份一份别人递上来的专利申请,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专利以后是用来做什么的,而且做专利审查员的时候经常会拒绝一些申请,从来没有想过从客户的角度去想,但后来做了律师发现,不同的专利有不同目的,对客户来说有不同的价值。所以在那家公司的工作想得更加全面了,可以从business的角度考虑专利问题。

2、您接下来进入了ABI/Life Technologies公司,继续做专利律师,为何选择来到这家公司呢?与之前的工作有何不同?您又有何收获?

在华盛顿特区住了十四年以后,我非常想回到西海岸,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西海岸生活。正好有这个机会。毕竟在加州作为华人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在东岸即便有很多朋友,但是华人的地位跟白人相比还是不那么平等。而在加州华人非常多,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3、之后,您为华盛顿特区的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担任亚洲首席顾问,可以给我们谈谈这段经历么?

这是一段很不一样的经历,当时我在公司做律师已经十年了,工作也很顺利,薪水也挺高,我同时也有很多其他事情,比如在华盛顿有一个美国华人医药科技协会,我是会长。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协会做会长的时候眼界开阔很多,认识了中美除了法律领域之外的很多人,BIO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当时非常想进入中国,我也觉得当时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企业,他们问我是不是可以做顾问。我当时也挺犹豫,薪水要减半,而且主动辞职的话没有补偿金。但是加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大家都想挑战自己。

(那是一份part-time工作么)

是的,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4、在BIO工作的同时,您就自己创立了霍夫曼咨询公司。如何想到自己创立公司呢?华人在美国创业是否难度比较大?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那个时候一边做BIO的亚洲首席顾问,一边办自己的创业公司。亚洲首席顾问的职位花掉很多时间,我一边做一些专利申请上面的事情,同时也做一些其他的咨询工作,主要是中美之间的桥梁关系,中国公司来美国,美国公司去中国我都帮他们牵线搭桥。这件事情做的很有意义,学了很多东西,在学法律的时候是没有学到的。因为可以跟各种人打交道,在读书的时候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像是government affairs方面的事情,这种工作在美国往往是律师做的,因为你要懂法律,知道如何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同时又要跟对方协调。这段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在什么地方,一些在读法学院的时候没有想到问题,这个时候又开始重新思考了。

1、在今年,您与另外几位律师共同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时如何想到创办律所呢?

我自己一直还是很喜欢法律相关的工作,虽然我一直在做咨询,跟法律的关系不是太大,但平时也会帮朋友做一些小案子,所以后来想一起做事,团队做事比较有意思,要有一个平台,单个人做的话客户会担心你一些事情做不了,对自己、对客户风险都还是挺大的。当时正好经朋友介绍,我也非常希望跟他们合作,年轻有为,也有激情。我这么多年也积攒了一些人脉,正好可以互补。

2、在创办律所的过程中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困难主要就是客户源比较少,另外还要跟其他律所竞争,因为我之前没有在律所工作,都是在公司,不存在客户源的问题,因为其实做法务的话就是服务这一家公司。虽然我在公司里面跟很多律师打过交道,跟各个层次的合伙人都曾经打过交道,但是现在自己出来创业了,回过头来要去跟那些朋友要案子做,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心理调整的一个过程。

3、现在这家律所的主要业务有哪些?您在其中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做并购的律师,有做证券的,有做融资的,还有知识产权,我自己主要就是负责知识产权,我们律所有四个都是知识产权律师。我一方面做业务,一方面还有marketing方面的业务。

现在华人来美国开公司各个方面需要的法律服务变多了,我们觉得大家团结起来为华人客户做一些法律服务还是蛮好的。

4、您对这家律所下一步的展望如何?

现在来看展望非常好,已经不断地有客户过来,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问,我自己做的广告并不是很多,但是口耳相传,我们现在业务已经开始比较忙了。我们也在考虑招更多律师进来一起做。

1、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社交上比较难以融入,您在美国呆得比较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么?

我来美国三十年,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一开始在红州,后来到了华盛顿是蓝州,现在来到加州这边也是蓝州,很多问题都是种族上面的问题,华人要进入主流社会还需要很大的时间,我们这一代来的是以科技出身为主,一般也是在公司里面做,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还是比较少。加州这边还会有一些公司创业的CEO,其他州就更少。我觉得华人要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要走出去,不能就老在华人的圈子里面呆着。比如我们有华人协会,那么我们的华人协会可以跟其他非华人的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比如现在湾区华人律师协会大都是华人,那么华人律师协会能不能跟非华人的协会合作。比如我也是华人医药科技协会的会长,我们赠和一个印度的医药协会合作。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也是把BIO跟这美国华人生物医药协会联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BIO开会的时候也会把我们华人医药科技协会作为partnership。这样通过一个平台两边交流。其实个人的交流范围是很少的,只有通过平台交流才能有更大的影响。

2、您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您相比他人最重要的优势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open-minded,想事情要全面一些。只想自己的这方面肯定是不行,一件事情要想想我得到了,别人能不能得到,团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3、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也有压力很大、烦躁、情绪不好的时候,您是如何调节的?工作生活如何协调?

当然会有,大家都有家庭,我自己有两个小孩,我当时生老二的时候一边念法学院,一边做审查员,每天开车140英里。这个关键要看怎么调节。我经常会打坐,叫做meditation(冥想)吧。还有做一些运动,但是不是太激烈的运动,这些对情绪的调整帮助都是很大的。

4、您最骄傲的一段工作经历是什么?

我非常喜欢专利审查员的工作,即便后来不再那里工作了,我跟他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有什么讲座他们都会派我去讲,他们还会派我去印度。即便我在公司做的时候,也曾到瑞士日内瓦的总部演讲。这些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我对专利局的感情还是很深的,非常感激他们。

当然我刚才讲的只是一部分,每一段工作都有让我很骄傲的的地方,进了Celera我帮他们拿到第一个专利也是非常骄傲,后来到了加州ABI也是帮我们公司在中国拿到第一个诊断许可证,是中国FDA批准的。后来在BIO我比较骄傲的是帮他们举办了第一个中国的大会(BIOChina),当时我们也请了赵小兰去演讲。所以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很骄傲的经历,现在我们办的律所也是为华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也是让我很骄傲的。

(是不是可以说您做了很多美国华人以前没有尝试的事情,相当于是先驱者,这是让您很骄傲的呢?)

是的,一开始心里也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做过来发现还是蛮骄傲的,人总是有成功又失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得积极一些,乐观面对。

5、在职业生涯中,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刻是?您是如何度过的?

现在自己做律师了,最痛苦的应该就是怎么找案源,联络客户,有的时候被客户拒绝了还是会有一些失落感吧。可能一些一开始就从律所做下来的已经经历过这种磨炼了,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转折点。

当年转专业的时候我还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想做科学家的理念,也读了博士,也发表了文章,再改行很可惜,不想随便放弃,所以我从博士后第一年想改行,拖到第三年才改,这是一个心理斗争的过程,斗争了很久才改行的。那个时候如果要改行,大家都觉得你像是叛变者,是个逃兵,实验室的其他人都不理解。而且当时大家都想做科学家,对金钱不是很大的欲望,如果你做法律,别人觉得你是为了钱,其他实验室的人也可能也会瞧不起你。所以我那个时候上班一点也不敢看法律方面的书,还是埋头做试验。后来到了专利局,专利局是全力支持的,还资助了我一些学费。所以跟年轻人想说的是,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困难就放弃了,坚持一下,前途还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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