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律师，向东律师事务所人员名单_郑州乔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目录一览：

1、商丘的咨询律师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2、有谁能帮我回答下这道关于倾销的案例题？有急用~~谢谢！
3、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物
4、临沂哪个律师事务所比较好？

商丘的咨询律师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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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帮我回答下这道关于倾销的案例题？有急用~~谢谢！

反倾销，是欧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擅用的兵器之一。而中国企业经常成为他们的目标，中国是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根据WTO统计，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反倾销以来，到2001年3月底，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22起，累计涉案金额超过百亿美元，单一案件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案有15起。

反倾销是盾，它保护了本地企业，而将别国（或非关税同盟国）产品拒之门外。贸易的创造效应与转移效应，为该国企业带来滚滚财源；但却将国外公司置于死地，且增加了该国消费者的支出。目前，很多反倾销已失去原来之义，而是不管是否倾销都要反，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

很多中国企业就是这样的受害者，因国外反倾销政策而伤痕累累；从五矿化工、轻纺到机电、钢铁等，4000多种商品都深受其害。厦华彩电就走过了艰难的旅程，从欧盟突如其来的反倾销到第三地设厂、开拓新市场，最后连这种迂回之路都被堵死，真是走投无路、欲哭无泪。

正所谓“否极泰来”，事物又在转化之中。很多中国企业奋而起身，开始应诉反倾销，学习规则，学会用规则保护自己。据悉，近年来涉及各国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总体应诉率，已上升到60％～70％；其中，涉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我国企业的应诉率已达到100％。

反倾销又是矛。中国企业通过应诉反倾销，为自己争回了应得的利益、应有的市场份额，同时也摘掉了“莫须有”的帽子。如东方打火机厂的产品，就不应当与一次性打火机遭受同等待遇。

据WTO最新统计，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绝对胜诉率（无税结案）已上升至35．7％。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立案7起，涉案金额1亿美元，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

而迎战反倾销，实际上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向东律师：不仅需要企业的勇往直前、单打独斗，也需要行业协会的协助和约束，如文中温州烟具协会发挥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关注与支持。

反倾销有可能是祸，也有可能是福，但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我们到底怎么做。

厦华彩电一波三折

三次围剿

1988年，在当地彩电企业的强烈要求下，欧盟对来自中国的小彩电（42厘米以下）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厦华和当时的其他四家企业参加了应诉。1991年1月19日初裁，欧盟对5家应诉的中国企业给予分别裁决，厦华获得1．6％和2．2％的税率。但到了1991年7月18日，欧盟终裁时却作出改变，决定对中国（国营）企业统一征税，税率为15．3％（为期五年）。

对首次交锋的失利，厦华品牌推广部副经理孙光荣说：“当时经过调查以后，欧盟给我们的反倾销税率很低，是1．6％和2．2％；但最后裁决时，却决定对所有彩电企业征收统一的15．3％高关税。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因为1998年以前，欧盟把中国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人家认为你是在保姆的照顾下诞生出来的企业，得到政府种种优惠的政策，所以第一次应诉失败跟这个环境有很大关系。”

李永则用“耿耿于怀”来形容第一次应诉反倾销的失败。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倾销，我们觉得很冤呐。这样好的市场就这么丢失了，难道就永远进不去向东律师？另外一个，看到我们的前辈们一起反倾销的，已经一个个落下来了，他们没有气力再去想。当时组织一个会想要引导的时候，他们说再也不会跟欧洲人打交道了，他们找其他地方做逃兵去了。我们不行，我们这个企业还是要打。作为一个中国彩电企业的元老，虽然我们不大，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做这个事情，不然中国这个彩电的门就永远关上，欧盟市场对我们把门永远关上，所以我们必须去走这个路。”

1992年11月25日，欧盟又拿起了大棒，对来自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彩电立案反倾销，由于中国的小彩电已经被征收反倾销税，所以这次欧盟只将矛头对准了大彩电（42厘米以上）。当时一些企业应诉，但由于错过了提交材料的最后期限，致使彩电企业全军覆没。1994年10月，欧盟对中国所有出口企业统一裁决，税率为28．8％；1995年4月终裁为25．6％的反倾销税率。

按照欧盟的有关规定，对小彩电征收的反倾销税应于1996年7月到期。一些欧盟彩电厂家认为，如果取消反倾销税，中国彩电重新进入欧盟市场，将会给他们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于1995年提出了对小彩电反倾销案的复审请求。1995年8月8日，该案立案。1998年12月2日，欧盟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税。从此，厦华连同中国其他彩电基本被排挤出欧盟市场。

曲线救厂

1988年，面对第一次反倾销应诉失败，厦华提出了开拓海外市场的“迂回”政策，即通过第三方出口欧洲的途径。此时的厦华心存一丝侥幸。

“不回避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国家的大环境是不允许的，你怎么去应诉也不行的，大环境、综合国力也不够，你像现在欧盟如果完全不给我们开门，他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强了嘛，你不行，我中国可以和你到WTO上打官司，那时候你去哪儿和他打官司？”李永道。

第一次反倾销也就是91年之前，厦华彩电出口欧盟一直是30万台左右，出口最高时甚至达到50万台，出口额近一亿美金，“91年以后基本就是零了。”原厦华海外市场负责人、总工程师王玉良说。

王玉良用“背水一战”来形容此时厦华的处境。这个厦华建厂时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而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者。

“欧盟市场做到最大的时候，占到我们厦华很大的一块。大家发现在欧盟生意好做。因为在欧盟卖的贵，同样一台彩电在北美卖到120块，在欧盟可以卖到140块，可以多卖10块、20块，反倾销以后没办法，多的钱赚不到，我只能赚那些少的钱嘛，”李永说。“93年以后由于高额反倾销税，厦华彩电几乎再也没有踏进欧盟市场。面对反倾销，这时候的厦华别无选择，转战国内市场已经不可能，因为国内价格战已经趋于白热化，厦华只有继续在海外市场打拼，去‘赚那些少的钱’。”

厦华开始用各种方式在海外投资办厂。在境外加工组装厦华的SKD组件出口整机到欧洲，合法地回避欧盟的反倾销关税。1988年，厦华采取租赁的方式，在澳门办厂，由于不可预计的费用增加，此工厂仅仅维持了8个月。

随后，厦华又相继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台湾采取来料加工、或投资办厂的方式，进行第三地的加工和转口，做的最长的地区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整个东南亚开始反倾销，厦华又一次被近死角。

开拓新世界

无奈之下，厦华又辗转到了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市场，“那时候很苦，外销一单一单来做，每个地区彩电制式都不一样，你要做一个国家，你就要跑一个国家的认证，跑认证的公司，”王玉良说。

回忆起这段艰苦的岁月，王玉良激动地说：“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轰轰烈烈，觉得有成绩，中间有挑战，有激动，有成就，也不觉得累。人往往在紧张的气氛下行，在平平稳稳的时候倒不一定能行。”那时，厦华海外销售公司象一处军事指挥中心，电话此起彼伏，传真往来不断。厦华公司里上上下下都有一种打仗的感觉。

就这样，十几年来，厦华人凭借一股韧劲，足迹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那时候欧盟成员国还没有扩大到现在的范围，厦华几乎将产品卖遍欧洲大陆。尽管迂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失去欧盟市场的损失，但王玉良坦承这毕竟是无奈之下的积极态度，“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样的迂回政策一直持续到94年。由于欧盟扩大了反倾销地区，使得这种第三地加工和转口的方式无法继续进行。

“94年欧盟反倾销扩展到了很多大的机型，也没人再应诉了，没人再弄了，就不了了之了。还是讲这一句话，是出来的，条件你这样做，你没有被死就走出一条路来。不是说没有损失，损失很大，欧盟很多机会就失掉了，因为你是在萌芽状态的时候被人砍死的，这一砍死，十来年的功夫，我们国家的变化有多大，我们的产业发展有多大。历史告诉我们，再困难的时期你都要去卖，没有卖的东西你就没有记录，没有记录你就根本不能去应诉什么东西。”

然而欧盟市场却并没有从厦华人的眼中退去：“其实是一直在盯着，真正搁置就三年多时间，95－98年这一段时间我们搁置了，95年到96年年底，我们几乎一台都没卖。”李永说。

欧盟15国彩电市场容量巨大，99年全年总销售量为2900万台，而欧盟本地厂家却只能提供1500万台，也就是说，另外的二分之一约1400万台只能从国外进口，仅土耳其一年就向欧盟出口彩电达500万台。而99年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仅仅只有五万台。

欧洲市场又重新成为厦华重点瞄准的对象。

再次迎战

1999年12月16日，厦华公司正式授权比利时VBB律师事务所代理厦华公司应诉欧盟反倾销的法律事务。

2000年4月2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接受厦华公司的临时复查申请。

厦华又一次踏上了艰苦的应诉征程。

虽然厦华对应诉反倾销的艰巨性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崩溃的感觉。“填不完的表格，查不完的帐。可怕的是，不仅要查本公司的帐，还要查你祖宗三代，凡是有过业务往来的公司，相关帐目都要查个底儿掉。一些当初手工记的帐要重新输入电脑，财务人员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应该说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非常紧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李永说。“两年零四个月的艰苦谈判，对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否完成一系列调查问卷这些技术上的考验，更多的还是心理的煎熬。”

厦华曾经一度有心灰意懒的时候。当时应诉本想单独去应对，但在配合欧盟查完帐之后，厦华发现这时候欧盟还是把企业当成一个行业整体来对待。那时是1999年，厦华希望国内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同时对外，但没有得到其他企业的积极响应。

当时有媒体报道，其他彩电企业之所以不愿意积极跟进，主要是因为一些企业觉得自己的市场还没有做到欧洲，欧盟市场是几年后才要考虑的问题。另外畏难情绪和应诉费用的分摊都使彩电企业很难立刻坐到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知不行，咬着牙也要去应对。说实在的，也是我们的领导有一种献身精神。他们说我们去拼个你死我活，让大家觉醒。当时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再没有条件，也要去争取，争取到最后。”李永说。

令人欣慰的是，厦华的精神最终感召了一部分企业家，在机电商会的协调下，2000年4月之后，中国最主要的7家彩电企业终于加入到应诉的队伍里。

2002年8月29日，厦华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欧盟委员会发表公告，宣布接受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及厦华等7家中国彩电生产厂商在价格及数量上的承诺，获准中国彩电重返欧盟。

变规则为武器

回忆起两年零四个月的艰难应诉，李永感触颇深。他说，应诉的过程虽然非常艰苦，但对厦华来说收获巨大。我们知道了该怎样去努力，去适应国际化的游戏规则，而且通过这次用国际化的规则对企业进行彻底的梳理，感觉企业“洗心革面，焕发新颜”。

代理此案的比利时VBB律师事务所傅东辉律师也说，虽然应诉反倾销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但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用国际化的管理方式进行调理的过程，企业过了这个门槛，实际上今后的管理水平也就会和国际接轨。

参与了多起应诉反倾销案件的北京柴傅律师所的向东律师对记者说：“应诉反倾销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企业有比较规范的管理，有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应诉反倾销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关键是企业家是否有一定的胆识和气魄，是否有战斗到底的勇气。说到底，是对企业的心理素质的一个考验。”

通过这次应诉反倾销，厦华对此有了成熟、理性的认识。厦华品牌推广部副经理孙光荣对记者说：“现在想想，我们过去对反倾销的认识，就像一个婴儿。”他说，别人打过来了，不懂得怎样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去还手，只会任人宰割，应诉反倾销之后，我们明白，反倾销其实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谁懂得这个游戏规则，谁这个规则玩得好，谁就可以用它来保护自己。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掌握这个规则，整天只是义愤填膺，民族情绪高涨，无济于事，我们要学会这个规则，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它来反倾销别人。

“其实对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李永补充道，“再大的对手也可以跟他试一试，没关系。中国人个子小，人家个子大，但他不灵活。你就给他玩转圈，再大的个子都玩得了它。”

如今在厦华公司里，大家都知道一句话“要把应诉反倾销当饭吃”，这句话是厦华总经理郭则理在胜诉之后，说给员工的一句话。

东方打火机把西方点亮

“我们喝的是当地最有名的红酒，大家一起庆祝，感觉应诉反倾销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事，成功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

——温州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

与温州其他打火机企业相比，温州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选择的单独应诉这条路，在一些温州人眼里，显得有些另类。

记者在10月14日上午见到了该公司总经理李中坚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他昨晚刚从欧盟参加一个中欧双方官员参加的反倾销高层论坛会回来。作为温州唯一的一家单独应诉的打火机企业，他应邀参加了论坛。他非常兴奋地告诉记者，就在这个会上，他接到口头通知，他的公司已经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待遇。

那一天是10月8日。当天晚上，就在布鲁塞尔，李中坚和董事长李中方请了当地的30多个华人喝酒，“我们喝的是当地最有名的红酒，大家一起庆祝，感觉应诉反倾销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事，成功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

本来东方公司是和温州打火机企业站一个队伍里，准备一起抗辩的，外经贸部领导希望东方公司能够代表温州打火机企业站出来单独应诉，“当时我们压力很大，如果我们站出来，就意味着我们脱离了这个行业团体。”

温州打火机企业普遍认为，他们并没有倾销，更谈不上对进口国相关产业产生损害。如果东方打火机厂站出来单独应诉，就等于默认了倾销行为。

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东方打火机厂决定站出来单独应诉，“只要有一个企业赢了，就说明我们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一些企业先行了一步，真正不成，别人冲过来了，哪怕牺牲也要顶一下。”

随后，外经贸部领导石广生亲自到东方打火机厂视察，鼓励东方积极应诉。

9月底，东方打火机厂填写了市场经济地位调查表，9月9日，欧盟官员到东方核查。精明、能干的温州人利用欧盟官员核查的机会，巧妙周到地安排了一些细小的活动，让欧盟官员不经意间见识了在温州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这样，欧盟官员对温州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李中坚为自己的细心稍有一丝满意。

李中坚的苦心还没有完。10月2日，李中坚接到邀请，代表温州打火机企业去欧盟参加一个反倾销的高层论坛，“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欧盟的其他官员了解温州的打火机行业和市场环境。其实当时我暗想，在这个会上，要把市场经济待遇拿下来。”

李中坚在这个论坛会上作了题为《为何温州打火机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的发言。他用生动的比喻向到会的官员讲解了温州打火机和一次性打火机的区别，同时层层剖析了温州打火机为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他向欧盟官员说明，温州打火机不但没有倾销，更没有造成损害威胁。

会后一位欧盟官员和李中坚交换意见，他问李中坚，为何94年美国CR法规出台的时候，你们不抗辩？李中坚笑着回答他：“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打火机是一个新兴行业，那时我才3、4岁嘛，哪懂什么WTO规则？哪里知道能申诉？”欧盟官员回答李中坚说，这是国际法规，做生意的应该都懂。李中坚说：“别着急，我先跟你们打了招呼，接下去我还要跟美国人应诉。”

李中坚的发言起到了预想的作用。第二天，欧盟官员口头通知他，他的公司已经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

回想四个月来应诉的过程，李中坚坦承心理压力很大。他说应诉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规范的财务管理，欧盟核查的材料很细，许多细节都不会放过。比如原材料的来源，如果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他们就怀疑你是计划调拨的，你就要给出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和相关材料证明，它是按市场价采购来的。总之你的每一个观点，都要有充分的支撑材料来证明你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运作、生产的。

李中坚说，其实温州许多企业完全可以达到国际化的管理标准，只是我们不太懂游戏规则。

11月28日，欧盟官员初步预定到企业核查倾销幅度。

李中坚还有一段路要走。

温州烟具协会三人抗天下

与厦华引领中国彩电业应诉反倾销的一波三折相比，温州打火机企业面对欧盟“CR”法规和随之而来的反倾销，表现出了团结一致、协同作战的勇气。而民间协会组织温州烟具协会，则是这种团结最重要的纽带。

生长在体制外的温州烟具协会，成立之初曾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但就是这个差点被扼杀在萌芽中的民间行业协会，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行业协会组织协调企业应诉反倾销的范本。

欧洲之旅

去年10月，温州烟具协会得知，欧盟卫生与消费者保护协会正在仿照美国拟定“CR”法规，对中国打火机进口实行技术壁垒。协会当即召开紧急会长会议，参会企业一致达成共识，必须进行抗辩，阻止这一法规的出台。

2002年3月21日，温州烟具协会组成了以“李坚、黄发静、林山荣”为代表的三人抗辩团，与中国外经贸部的4名官员一道远赴欧洲游说，抗辩“CR”法规。这次针对欧盟的反倾销抗诉之旅，后来被媒体称为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

作为三人抗辩团的成员，黄发静既是温州市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又兼任温州市烟具协会的副会长，双重身份的他每天都很忙碌，因为不仅要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更多的时间还要用在组织温州市众多打火机企业应诉反倾销调查案上。10月15日，黄发静刚刚回到温州，他是到北京和律师商谈有关反倾销的事去了。他对记者表示，详细情况现在还不便透露，因为案件仍在进行当中，不过他们已聘请了律师，正在做全面的调查。

“这没什么，人家都打到你家门口来了，你总得抵挡一下子吧，”黄发静回想半年前那次艰难的“抗辩旅程”时，显得很平静，也很有信心。

“出去谈判的时候，很多记者问我，你们胜诉的把握有多大？我跟记者说，我今天出去交涉，到底能不能赢，我没有大的把握。但有一点，我今天能够踏出国门，踏出这一步，本身就是胜利。起码说明我们中国人醒悟了，中国的企业家醒悟了，我出去跟你谈，是准备遵守WTO的规则，如果不遵守规则的话，我不需要跟你谈。第二也说明我们温州的企业家在拼命的学习，也知道了WTO的规则，也知道了怎样去遵守游戏规则。”黄发静说。

对于到欧洲抗辩的那段经历，黄发静有一点深刻的感触是，欧洲政府官员与企业沟通非常及时和密切。“我们当时在欧盟CEN（欧盟标准化委员会）总部布鲁塞尔刚谈完，立即飞到下一站去谈，我们发现我们的对手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了我们的意图和刚刚结束的谈判内容。”

“同样，中国企业应诉反倾销也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否则会一事无成。你想啊，如果没有外经贸部官员同行，我就是到了欧洲，也很难见到欧盟官员。”黄发静说得坦率而直接。

应诉到底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布了对温州打火机立案反倾销调查的公告。

温州有近500家打火机企业，出口近5亿只打火机，占国际市场的70％份额。温州生产的打火机是金属外壳的结构，它的性能远远高于一次性打火机，欧盟把一次性打火机与可充气金属外壳打火机混为一谈，统统加以抵制，这种做法极不公平。

针对欧盟这一公告，温州16家打火机企业毫不犹豫的一起应诉。烟具协会经过和有关法律专家分析、磋商，制定了进行产业无损害抗辩的策略。

“我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案板上的肉，任欧盟委员会去剁。不应诉的话，就说明缺乏出息，就会受到惩罚性的判决，那是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不利的，就等于你主动放弃了国际市场，后果不堪设想。”黄发静说。

很多行业的企业在集体反倾销应诉过程中，往往会因应诉费用而产生分歧。但此次参加应诉的16家温州打火机企业对于应诉费用的分摊，并没有太多的争论。由温州烟具协会会长、副会长这些龙头企业带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出资的多少，没人争执得那么细。对于媒体提出的温州打火机企业16家抗辩，其他中小企业可以搭便车，将来应该有个费用分摊问题，温州人似乎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作为我们这些温州打火机的龙头企业，要自觉维护整个行业的利益，不仅仅是打火机行业，温州其他行业也一样，是比较团结的，开放的意识也比较早。通俗点说，有时做事出资、出钱，我们不会把钱看得那么重。”黄发静说。

对于还在进行中的应诉反倾销，黄发静相信胜诉率很大：“不管输还是赢，我们都会打到底。我们赢要赢得彻底，输要输的光彩。如果真要输了，无非是出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理由还不能驳倒欧盟的理由，第二我们会彻底的反思自己。输了没关系，跌倒了我可以爬起来，我可以重新做，尽管会做得更辛苦些，但我会做下去。”

黄发静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哪怕最后失败，他相信还会有后来者。－

迎战反倾销我们能做什么

自1979年欧盟对中国糖精和闹钟提起反倾销指控以来，截至2002年3月底，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22起，涉案金额累计超过百亿美元，位居全球之冠。

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商品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居全球首位？一方面，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企业在国际商场竞争日益激烈，迫使各国政府采取技术手段来保护本国市场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转型中的中国被很多国家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判定中国商品的倾销与否。

在这种情况下，迎战反倾销，是中国企业必须做出的选择。

企业的对策

古语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市场经济把国内企业推到了残酷的全球大市场竞争洪流中，对于很多尚未完全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惯例的国内企业来说，没有准备的时间。

面对贸易壁垒的调查、指控，选择只有两种。应诉——无论是否取胜，至少还有机会；逃避，则只能完全丧失国外市场。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的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以前，虽然外国出于贸易保护的申诉调查每年均有，但中国企业的应诉率几乎为零。一块块国外市场，就这么白白失去！

1994年，外经贸部发布“谁应诉、谁受益”规定以后，国内企业自觉应诉率逐年上升。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国外反倾销调查初现时，案件应诉比例只有30％，而如今涉及美国和欧盟的案件应诉率达100％。

事实证明，面对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是企业的最佳选择。当企业能够积极看待反倾销指控时，常常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在采访中，所有参与反倾销应诉的企业对于取得的成绩，共同的总结就是：要想打赢这样的官司，企业必须积极应诉，同时，要能够灵活利用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和WTO规则。

行业协会的作用

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调查专员尚明曾明确地指出，目前我国应诉反倾销的机制是通过进出口商会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共同利益。这样的体制有两个好处：一是商会和企业一起来打政策官司，即一起抗辩非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可以分摊律师费用。尚专员特别寄希望于正在发展壮大起来的行业协会，他希望将来行业协会能够配合进出口商会发挥作用。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余晖也通过研究指出，WTO的调节对象是各成员国的外贸行为，而协会组织是在有差别的国内法律体制下，以其会员企业的竞争和合作行为为调节对象的，而且可以作为会员企业的代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际贸易。也就是说，它并不接受WTO规则的直接管辖，由此它与政府的功能有着天然的区别。因而行业协会在国际贸易中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解决贸易摩擦的希望在行业协会。

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关键就是领导者是政府任命的而不是企业推选的。行业协会要由官办机构逐步转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治机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协会的决策者要由企业来推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作为成员。”厦华的李永分析目前的行业协会起不到作用的原因时，这样指出。

温州烟具协会在整个温州打火机企业抗诉欧盟反倾销的过程中所成功扮演的引领者角色，充分地发挥了行业协会在组织、协调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恰恰证明了，生长在体制之外的民间行业协会，是有能力树立威信，协调企业的共同行动。

余晖总结了行业协会的五种作用：价格协调、收集产业数据并游说政府、反倾销申诉中的提诉人、帮助企业应诉、参与反倾销预警体系的建立。

政府的角色

在应诉欧盟反倾销案件中，连续保持16起大案胜诉记录的比利时布鲁塞尔VBB律师事务所的傅东辉律师也深有感触，他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中国进出口机电商会的大力协助，律师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想象彩电一案会取得这样一个结果。但傅律师同时指出，应诉反倾销，企业是主体，政府的参与需要把握一定的分寸。

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黄发静认为，政府在应诉反倾销案件中，主要就是给予企业对WTO规则的指导和策略的研究。同时政府有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物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拥有各方面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现有律师205名，其中有曹柳生、陈豪杰、陈巧莹、陈英金、陈永胜、陈广鹏、邓国华、戴海婷、郭忠革、郭秋丽、何小波、胡建成、黄柏瑞、黄家平、黄昌赣、黄文敏、江安生、简正德、蒋凌霞、靳中山、赖丹、赖东、李光汉、李林、李阳、李廉昌、李锐楷、李彦军、李银祥、李芝葳、李修蛟、雷玉魁、梁治烈、林德胜、林德纬、林锐忠、林惠勇、刘长久、刘涛、刘永光、吕越瑾、刘锋、刘红、鲁力承、陆向东、赖煜康、南芳、宁媛、潘敬新、普烈伟、宋晓东、宋健刚、王为民、王雯静、王德华、王勇、王彦波、文阳、翁海生、吴电平、吴翔、吴昊、吴石明、吴湘玲、徐严松、薛磊、颜道成、杨瑞华、杨文龙、杨志、杨国平、伊憬、余雳、喻太远、袁炬、张浦、张锡海、张育泉、张建平、张宇、赵杰、赵修华、钟武平、张沛、庄为光、钟元茂、郑海鹰等88名合伙人律师和艾齐智、柏小山、包谊锦、常嘉、蔡镇顺、曹强华、陈卓豪、陈亮、陈辰、陈苏华、陈秋遐、陈曦、邓小联、邓勇、董国楷、杜毅、杜仕林、段威武、丁亚民、傅显扬、冯梅、关成庆、韩苑、何小华、何伟雄、黄少剑、黄冠、黄利红、黄罗平、黄毅锋、黄游荧、黄蕊、简正、江艳冰、金光辉、李明阳、李妮珊、李静瑜、李群华、梁国斌、梁文胜、林友群、林锡群、林位军、林子俊、海玉、刘凝波、刘兴桂、刘志强、刘衍辉、罗斌、罗东波、罗穗芳、蓝敏生、赖雄、梅基华、孟旭、潘永茂、潘春晓、彭亚、裴银州、邱建蓉、邱英、乔亚南、苏合崧、孙继刚、孙月勤、王光武、王宁胜、王睿、王永强、王泽锋、王华丽、王怡、王珺、吴俊波、吴泉、吴雁平、吴蓬生、吴雁平、吴蓬生、吴琪、吴小琴、万海龙、韦杰钟、翁广清、向征文、肖雄伟、谢小毅、许幼然、许兆基、杨帆、徐欣、杨雨来、杨豪、姚广峰、余春明、曾友祥、张晓丹、曾德军、张贤伟、张茂东、张伟明、张经中、招嘉泳、周俊杰、庄壮辉、振健、邹忠胜、钟铁蕙等109位专职律师，其中20%的律师具有高级职称，13位合伙人曾经担任过律师事务所的主任，8位律师担任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位律师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聘为立法顾问，1位律师担任广东省人大代表，1位担任广东市政协常委，1位担任广州市东山区政协委员。部分律师能够用一到两种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荷兰语工作。一些律师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我们还经常给律师们提供各种培训的机会，在所内举办各种业务交流活动，使律师们能够不断地提升自我的专业素质。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本着 “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建设优良的律师所文化，吸纳优秀的法律人才，成为一流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宗旨和 “规模经营，严谨办案，优质服务，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我们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为各种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客户包括政府部门、跨国公司、大型国企、银行、保险公司、高科技企业等。我们办理的业务涉及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电力、石油、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电信、金融、保险、国际贸易、航运及高科技等。我们办理的一些案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国家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