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社做记者的高勤荣李肖霖律师，上世纪90年代揭露轰动一时的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得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媒体跟进报道，部分地方官员被“处分”。高勤荣1998年12月被捕，1999年4月以受贿、介绍卖淫和诈骗的罪名被判入狱12年。失去自由8年零4天后，高勤荣2006年12月7日出狱，其坚持声称自己是“被打击报复”，即便服刑期间，也从没放弃过申诉，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撰写议案提案为其呼吁。彼时高勤荣的重获自由，得到媒体持续报道，南都曾刊发社论，声言“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转眼又是10年，高勤荣案的申诉过程异常艰难，进展缓慢。
现在回看高勤荣案的案情细节与证据疑点，依然有不少诡异之处。高案申诉代理律师表示，“该案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关键证据未经法庭质证、证人笔录的签字存在造假嫌疑。在案情和证据的疑点之外，高案与其曝光当地造假数亿元的“假渗灌”事件之间是否有关，依然是值得追问的问题。高勤荣“假渗灌”新闻的报料人在走出监狱大门不到100米，就遭遇致命殴打，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彼时对高勤荣进行专案组调查的过程，很大一部分问话围绕“假渗灌”报料进行，而不是后来的三项控罪。高案辩护律师李肖霖回忆，“没有任何人主动报案的一些不构成犯罪的事情”几年后却又都被翻了出来，尤其是在被告人“揭发和首先报道了本地区一个经众多媒体曝光的耗资2.7亿元的虚假工程”之后。
个案疑点，历18年而没有冲淡，但也没有得到解答，高勤荣案的尴尬不算是孤例。一桩刑事案件的申诉历时多年，当事人反复申说，但司法程序意义的审查(或者说“有效进展”)却可能一无所获，已经被最终纠正的不少冤假错案都曾深陷这样的程序绝望之中。冤假错案的纠正与平反，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意外之喜”，什么时候来，能不能来，都变得不可知，这显然不该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具体表现。刑诉法学者陈卫东建议，借鉴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的改革模式，将申诉案件全部纳入复查程序，考虑的正是通过推动刑事申诉的诉讼化、程序化，让司法纠错变得可查询、可预期，也就是让某些“迟到的正义”不再可遇不可求。
伴随新一轮司法改革进行的司法纠错，给公众的直观印象可能会是动辄重大刑事案件的沉冤得雪，但符合司法逻辑的推论在于，司法纠错，不仅有人命关天的大案，也会有一定比例的不那么生死攸关、但同样事关一个公民清白和罪与非罪的案件。一定时期的社会司法水平加诸个案上的印记，大案小案的出错比例，程序不彰情况在公民身上的具体司法体验，是否也会有某种同质性李肖霖律师？刑讯逼供、证据造假是不是只针对人命关天的大案，而在其他案件中踪迹全无？冤假错案不全是(或者说很大一部可能不是)那么生死攸关，司法纠错，纠大错也要直面小错，这本身是正常司法逻辑的应有之义。
司法纠错，是司法寻求公正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一环节中，纠错不分大小，纠错程序面对的是具体案件中的司法错误，不因案件判决结果的严重与否而有纠正上的轻重缓急。类似高勤荣案件的刑事申诉过程，便是一个例子，长年申诉而等不到实质性的司法审查程序启动，刑事申诉的法治化改革变得迫切。司法纠错从陈年旧案密集启动，到向常态化、制度化转型，其中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便是，那些可能并非生死攸关的公民申诉，能不能也及时、公正且确定无疑地收获司法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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