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律师海明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律师海明！”
——马雅可夫斯基
先不论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说的，但即使在某种情况下的犯罪不可耻，前提也还是犯罪。
近两日，山东“辱母杀人案”盖过了韩国部署萨德的风头，将“法律与伦理的矛盾”重新带回了公众的视野。我们以前也经常看到类似的社会新闻。无论案情多么一边倒，总会有人发出“虽然如何，但毕竟不该杀人”的声音，而这次，没有一个人觉得催债的流氓不该死，甚至《人民日报》都做出了妥协，在社评中打脸了此前警方“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的发声，称法律有时也应该向人情让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圣母”变少了，而是因为在这一起“辱母杀人案”中，少有地聚集了在当下舆论场上备受争议的群体律师海明：黑社会，警察，法院，政府，律师，媒体，银行，这盘菜里的“佐料”太多了！
我初看《南方周末》的报道时，也是满腔正义，为于欢打抱不平，痛恨法律的冷酷！“因为他的生命安全还没有受到威胁，所以他杀人，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这样的逻辑，“正确”到可怕。它要求，一个被11名歹徒限制人身自由、眼睁睁看着母亲受凌辱的人，用无比冷静和镇定的心智，精确计算出“我应该反抗到什么程度……”更让我心痛的是警察们！这或许才是压垮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这句话，和警察抓小偷时常喊的“站住”一样，是不会生效的。不同的是，喊着“站住”，还会继续追，而说完“不能动手打人”后，转身就走了。得知警察的反应，我似乎置身其中，体会得到于欢快要崩裂的血管和沉重的呼吸声，是一种怎样的痛苦与无奈！就像《推拿》中，郭晓冬饰演的盲人按摩师，面对上门讨高利贷的黑社会，他除了挥刀自残，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渺小的个体，在缺乏社会安全保障的极端情况下，能做的抗争，只有自我毁灭……
判决书中被告人于欢的供述
看完整个案件，似乎做了一场梦。易中天曾说过中国人的“三种梦”律师海明：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大概是说，期盼着明君开天下太平，如果没有明君，就靠清官，没有清官，就靠侠客。如果连侠客也没有呢？那，便是噩梦！回到于欢的案件中，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对不起，我问了一个世界上最容易触动人心的问题，那么，请你想想，你会怎样？是否会把刀拿起？不拿？！你的余生都会在噩梦中度过，拿？！被判无期，你的母亲以后的每个夜晚也会在噩梦中醒来！拿或不拿，都是噩梦。此时，公众把这噩梦的源头指向了——法律。
“案件没有体现防卫的紧迫性！”也许，这才是整个案件最让人诧异的地方。如何才算紧迫？又是否有法律来保护身处紧迫与非紧迫之间的弱势群体呢？知乎上说道“当一个地方的司法系统无法有效确保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安全时，法治外的绿林好汉式的丛林社会奖惩系统就会自发蔓延。”即，公权力有漏洞，“私权利”自然会顶上。这便触碰了情与法之间的罅隙，也正是这样，此案在半年之后掀起了舆论的波澜，这其中又蕴含着多少伦理诉求和情感追求啊！
“辱母杀人案”终会随着时间沉淀在记忆的长河中，会有其他有价值的新闻占据我们的视野，但是否会有下一个于欢，是否会有下一次舆论和法律的对抗，这取决于为法治社会所努力的每一个人！
文案：新青社实习记者 杨天天
编辑：莫培艳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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