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实习申请表(律师实习申请表个人简历怎么写)

编辑：刘冲 撰文：约书亚·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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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24日上午律师实习申请表，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50人的空客A320型客机在法国南部巴尔瑟洛内特坠毁律师实习申请表，机上150人无人幸存。

　　航班上的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事后被证实有严重的抑郁症和自杀倾向。向来以严谨和可靠的德国精神闻名于世的汉莎航空为何会允许这样一名飞行员上岗？空难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机上乘客在飞机坠毁的最后十分钟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和绝望？罹难者的家属为何在受尽人间炼狱的折磨后，却对于向航空公司索赔心怀不安？带着这一系列疑团， 律师实习申请表我们还原了空难当日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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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3月24日周二上午11点10分，博德从四人座直升机上向下降，直到踩住地面。山坡上遍布的残骸碎片中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以及缕缕青烟，航机燃油的气味让他周围的空气愈发凝重。博德三十出头，身形高大健壮，留着短短络腮胡子，他小心地朝斜下方的黑色碎石堆走去，脑子里默记着沿途看到的物品：一具人体躯干、鞋、行李箱、飞机座椅、一小部分机身，四处都是散落的手和脚。他可以马上断定，这是飞机全速冲向山体后被彻底粉碎的状态。他感到错愕，但仍继续执行任务，他打开对讲机，向总部报告：不可能有生还者。

　　片刻之后，博德发现了飞机的牌照，这是一架德国的飞机。他走过了山坡，又穿过一条狭沟，找到了可能的撞击点。他奉命不得触碰任何证据，所以每次遇到一部分人体残肢——有些甚至是从头骨脱落下来的破碎的脸部皮肤，面具般令人毛骨悚然——他就在地面插上一个小色签。抵达这片山区25分钟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鞋盒大小的橙色长方形物体。俯下身去，他才惊觉这就是驾驶舱话音记录仪（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黑匣子”），虽然外表有损伤但整体完好。“通常这个匣子要花上三四天才能找到，这次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

　　博德用无线电通知了同事，几小时之内，一个由鉴证专家组成的小组已经把黑匣子运往马赛随后又运往巴黎。接下去的几天里，博德和其他人在现场的残骸中继续寻找着线索，博德还在旁边露宿了一晚。躺在黑漆漆的帐篷里，被无边的寂静包围时，他想到了机上的乘客以及他们最后几分钟的恐怖。“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他回忆道，“这让人彻夜难眠。”

　　博德很快就会得知飞机上的乘客到底惊了什么。空难事发36小时之内，法国当局就对话音记录仪进行了分析——并揭开了这次坠机背后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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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博德沿着山崖下降试图进行搜救之前2小时。巴塞罗那普拉特机场2号航站楼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登机口，地面服务人员开始安排乘客登机。

　　50岁的马丁·马修斯是德国汽车配件巨头霍富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是144名乘客中较早登机的，他的座位在飞机前部。马修斯是一名足球迷，喜欢登山，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子女，他将前往杜塞尔多夫转机飞到英格兰中部城市伍尔夫汉普顿，与结发25年的妻子团聚。

　　优秀的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刚刚在巴塞罗那演完了一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齐格飞》，她与她的男友——保险经纪人萨沙·申克——以及两人襁褓中的儿子菲利克斯一起坐在第19排。

　　来自德国城市哈尔滕的16名高中生和两名老师在度过了为期一周的交流项目之后，精疲力竭，他们坐在这个满客航班的后面几排。学生中有一个开朗的15岁女孩，她叫莉亚·德鲁佩尔，梦想是成为专业的音乐家和戏剧演员，她最好的朋友和邻居，15岁的卡亚·威斯特曼也在同一班飞机上。

　　这架空客飞机的预计起飞时间是9点35分。在经历延误了26分钟之后，飞机才被推离登机口，滑向跑道起飞。驾驶舱内，已有6000飞行小时经验的资深机长帕特里克·桑德海姆在广播中为飞机晚点向乘客致歉，并且承诺会尽量在途中把耽误的时间弥补回来。之后，桑德海姆跟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提到自己没来得及在登机前去洗手间。“你随时可以去”，卢比茨告诉他。10点27分，飞机达到了3万8千英尺的巡航高度之后，桑德海姆让卢比茨做降落准备（这是个短途航班，飞行时间为两小时），这项例行工作包括检测油量，确保襟翼和起落架正常，并更新降落机场情况与天气信息。卢比茨的反应很奇怪。“但愿吧，”他说。“看情况。”不知桑德海姆是否注意到副驾驶言辞古怪。1分钟之后，桑德海姆把座椅向后推，打开驾驶舱门出去，并在身后关好门去了厕所。那时是10点30分。

副驾驶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

　　安德里亚斯·刚特·卢比茨，家人都叫他安迪，从小就梦想飞行。他的家乡在蒙塔鲍尔，德国西南部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之间一座生气勃勃的小镇，四周有翠绿的山峦环绕。卢比茨是银行家刚特·卢比茨和钢琴教师厄苏拉的长子。他小时候很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脸上常带着甜美的微笑。童年时代，卢比茨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飞行员，所以他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空中客车、波音和汉莎航空的海报。他还是一名专业的滑翔机飞行员，很多个周末都在蒙塔鲍尔的一家飞行俱乐部度过。汉莎航空曾经在他高中毕业纪念册的封底刊登过一则广告，广告上问道：“你想实现自己的飞行梦吗？”对于卢比茨——这个严于律己并在2007年毕业班上被评为“最有秩序第三名”的学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2008年高中毕业后，他直接申请了汉莎公司的飞行学院并顺里通过了考试，当时的录取率为5%。

　　同年9月，卢比茨进入位于德国北部不来梅的汉莎航空飞行培训学校学习，这里共有200名学员，先学习一年飞行理论，然后要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实际飞行训练。但是入学仅两个月之后的11月，卢比茨退学回家了。又过了两周，蒙塔鲍尔的一名心理医生诊断出卢比茨有“强烈的抑郁倾向”并且曾经试图自杀，并随即对他采取了集中心理干预治疗，还开了喜普妙和米尔塔扎平两种强效的抗抑郁药物。这名心理医生（其姓名依照德国隐私法受到保护）认为他病发的部分诱因是“居住环境的改变”——因为求学他搬到不来梅，与父母和弟弟分离。卢比茨的家人告诉调查人员，他在新环境中“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失败的恐惧”。根据杜塞尔多夫的一名检察官整理的案卷中说，他的崩溃伴随着耳鸣，就是耳朵里有声音几乎持续不停地环绕——一种常见的抑郁症并发症。

　　卢比茨本应接受9个月的心理治疗。但半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7月，医生宣布在药物作用下他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并且给德国航空部门去信，建议让卢比茨继续在不来梅受训：“病人的机敏性以及心理健康完全正常，没有记忆力障碍。治疗已经结束。”事实上这位医生直到10月仍然在继续为卢比茨治疗——并且还在让他服用强效抗抑郁药物，此时距离他向官方确认卢比茨康复已经过去3个月。德国航空管理部门又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了卢比茨的学生飞行驾照和适合飞行的健康证明，但在其档案中加入了SIC的标注，意思是“特别需要定期复查”。这个标注将一直保留在卢比茨的记录中。如果他再次接受抑郁症心理治疗或者药物干预，那就等于他需要自动停飞。卢比茨自己也非常清楚，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自己飞行生涯的结束。

　　2010年初，卢比茨完成了在不来梅的课程，随后准备到亚利桑那州的汉莎飞行学院继续为期4个月的训练。他需要填写一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的飞行学员登记表格。表格中有一项要求填写是否曾被诊断出“患有任何类型的精神障碍、抑郁、焦虑等等”，卢比茨撒了谎。他勾选了“无”，而该选项下方要求详述过去三年接受的医学治疗的栏目里，他却什么都没写。卢比茨把表格提交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之后4天，德国一名为美方核查文件的医生发现了卢比茨的虚假声明并上报了此事。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撒谎可能导致飞行员因伪证罪而入狱或者永远被取消飞行资格。然而，在卢比茨的个案上，这个错误只不过是延长了一点审核时间而已。“我们无法确认你目前拥有合法的飞行员健康证明，”一名航管局的官员给他回复。“鉴于你过往有过抑郁病史，请让你的医生出具一份详情说明。”换句话说，卢比茨得到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抑郁症病史，也遵照要求提供了医生的证明。显然这次他两边都过关了。几周之后，他启程前往亚利桑那。

　　在凤凰城郊外古德伊尔的飞行学院，卢比茨完成了100小时的飞行训练时数——有些是在一架6人座比奇博纳扎小飞机上完成，有些是在飞行模拟器上——然后于2011年春天回到德国，继续进行喷气客机的飞行实习，同时在汉莎公司担任一名空中乘务员（这是成为飞行员的惯常途径）。他的精神疾病没有复发的记录，2013年秋天，他加入德国之翼，并且迅速升迁，成为执飞德国与西欧短途航线的副驾驶。

　　卢比茨的医疗记录上的标注要求汉莎航空医学中心定期对他的状况进行复查，但是卢比茨向汉莎公司的医生报到的频次以及接受检查的细致程度，均不得而知。2012年联合国监管小组发布的报告中批评航空业对年轻飞行员缺少必要的检查，并声称“传统的检查方式”并不足以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一名叫作布莱恩·亚历山大的纽约律师正在代表德国之翼遇难者家属发起集体诉讼，他本人也是持照飞行员，他说，类似的检查非常潦草。“系统的缺陷在于，它默许‘自我评估’所以会导致事实被隐瞒，”他最近告诉我。“你只需要填好这份扯淡的表格，你撒谎也没关系，你还是能获得批准继续工作。”

　　2013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卢比茨和从事教师工作的女友凯瑟琳·哥德巴赫搬进了杜塞尔多夫一套豪华公寓内。凯瑟琳后来形容他们的关系是“稳定和谐的”。他们计划结婚并且生两个小孩。卢比茨偶尔会在周末回到蒙塔鲍尔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候和还会和父亲跑跑半程马拉松。同事和朋友都形容他具备一个职业民航飞行员的全部素质。根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交的案卷形容，他获得评价包括：“为人安静，有好胜心，坚决，并且工作勤奋”。

　　但是卢比茨的稳定表现并没有持续太久。重度抑郁症发病率为六分之一，并且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在康复后会有一两次复发。卢比茨的抑郁症在2014年圣诞节之前复发。不过，最初症状是心因性的：卢比茨认为自己快要失明了。他开始每周看三到四次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并告诉医生自己经常看到星星、光环、闪电、条纹和飞虫。此外，他还患有光敏感和重影。“他很害怕。”一名眼科医生记录道。医生们用多种先进设备对他的眼睛和大脑进行了检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一名脑神经医生诊断他患有“疑病障碍”。据（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提供）的一份病历显示，他“反复多次强调这些症状对其视力的影响，无法接受其他诊断结果，包括心理疾病方面的诊断。实际上，他此时已主动中断了心理治疗”。他的家庭医生的诊断是“急性精神病”，催促他赶快到心理门诊进行治疗。但他却无视了她的建议。

　　不过，卢比茨似乎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视力下降可能是心理原因导致的。2015年1月，他母亲找到了几年前为卢比茨治疗过9个月的那位蒙塔鲍尔的心理医生。当月，他回到了那家诊所，2009年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回来。检方文件显示，那位医生知道卢比茨的抑郁症复发了。卢比茨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而且——在保持正常工作日程和飞行任务的同时——开始继续服用此前的两种强效药物。遵照医生的建议，他开始在一份取名为“幸福日记”的文档中记录自己的积极想法。卢比茨一直受失眠所苦，但经过治疗有一些改善。“三个半小时的深度睡眠。”他在一则日记中提到。“一口气睡了四小时。”他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

　　德国隐私法总体来说称得上严格，但是法律允许心理医生在判定病人有危害他人安全可能性时，通知相关部门（包括其雇主）。但是卢比茨的医生似乎并没有想把卢比茨旧病复发的情况告诉汉莎公司，而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可怕的后果。

　　我后来也联系了蒙塔鲍尔的这位医生，但他拒绝谈论自己治疗卢比茨的详情。

　　2015年3月初，卢比茨开始有寻死的念头。他上网搜索最有效的自杀方式：“制造一氧化碳”；“喝汽油”；“哪种毒药杀人不痛苦？”3 月18日，杜塞尔多夫的一名医生给卢比茨开了一张为期四天的病假条，病因是“持续的视力障碍，原因不明”。几天之后，卢比茨在家想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新方法。3月20日晚上，他上网搜索了空客 A320客机驾驶舱的落锁原理。

　　3 月22日，也就是休完病假回去上班前一天，卢比茨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周日决定”的标题以及机场代码 BCN（即巴塞罗那），这张纸是之后从他公寓的垃圾中被找到的。在标题下面，他列出了几个选择：“找到继续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内心愿望”、“对抗压力和失眠”、“让自己放松”。

　　23日，周一，他执飞了杜塞尔多夫到柏林的往返航班，同班飞行员回忆说他的行为举止完全正常。当晚，凯瑟琳——后来她说自己没发觉男友精神状态不稳定——因为工作回家很晚，两人还一起去超市买好了下周需要的食物。第二天一早，卢比茨把自己的奥迪车停在了杜塞尔多夫机场的一个停车位，进入早7点飞巴塞罗那的航班的驾驶舱。据该航班的黑匣子显示，途中桑德海姆曾离开驾驶舱片刻，卢比茨趁机把飞机的自动巡航高度短暂调整到100英尺，这是系统允许的最低高度——他在为回程进行测试。在被空管中心发现之前，他就迅速调回原数值了。

　　9525航班上，桑德海姆起身上洗手间，留下卢比茨独自一人在驾驶舱内，他立即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他向左转动驾驶舱门的扳钮开关，从“正常”转为“上锁”的状态，并禁用了桑德海姆的紧急状况开门密码。片刻之后，他把自动驾驶调整到“让飞机下降至100英尺高度”。10点31分，刚刚飞过法国土伦（Toulon）沿岸的飞机离开了巡航高度，开始以3500英尺每分钟，或者58英尺每秒的速度下降。这时，乘客们或许能感觉到飞机在急剧下降以及气压变化，只是未必会有人在意。不过，法国空管人员注意到了这次未授权的线路改变，并尝试与航班联系。卢比茨没有回答。

　　桑德海姆在3分钟后返回，当时是10点34分。在驾驶舱外的小键盘上，他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按下了开门键。请求被拒绝。“是我！”他大喊了一声，敲着驾驶舱门。正准备推车出去向乘客提供饮料和小吃的乘务员们都望过来。闭路摄像机把机长的图像传送到驾驶舱内的一块小显示屏上；卢比茨没有反应。桑德海姆觉得不妙，开始大力敲击舱门。卢比茨仍然没有任何回应。“看在上帝的分上，”机长大喊。“把门打开！”此时飞机的高度为2万5千英尺。已经明显感觉到飞机在急速下降的乘客们开始陷入恐慌，并离开座位在过道上走动。

　　10点39分，桑德海姆让一名乘务员把藏在飞机后部的撬棍拿来，机长握住铁质的把手，开始凿门，然后又试图把门撬开。此时飞机已经下降到1万英尺高度，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越来越近了。驾驶舱内，卢比茨把氧气面罩戴在头上。“打开这该死的门！”桑德海姆尖叫着，乘客在迷茫与恐惧中看着他。卢比茨平静地呼吸着。10点40分，警报响起：“近地，近地！拉起，拉起！”飞机继续下降到7千英尺。警报系统发出尖锐的“砰-砰-砰”的声音，表示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地面。60秒之后，空客飞机的右翼在5千米高度撞击山崖。此后，话音记录仪捕捉到的声音就只有警报声与尖叫声。片刻之间，客机以每小时403英里的速度撞上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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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飞机失事11周以后，一个殡葬车队载着遇难者遗体开往德国哈尔滕镇，这里的16名高中生和2名老师都是卢比茨恶行的受害者。

　　一架飞机在法国失事的消息刚刚传到德国西南部的哈尔滕小镇的时候，亨德里克·德鲁佩尔正在12年级的英语课上。“由于刚刚发生了不幸的事件，”高中的校长通过广播对全校宣布。“今天停课。大家赶紧回家去吧。”

　　亨德里克迷茫地在走廊里溜达。他注意到老师们都在相拥而泣。然后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从巴塞罗那起飞的德国之翼的航班失事了，所有人，包括他的妹妹莉亚，15名同学和两名老师都遇难了。几个月之前，德鲁佩尔家还为这16名从三个西班牙语班级中抽签被选中参加一周交换项目的学生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亨德里克惊悚地意识到，那些孩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

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

　　德鲁佩尔的家位于哈尔滕郊外的利普马赛多夫村，是一幢小砖房。亨德里克和我站在二楼莉亚的房间里，这是个很典型的青春期女生的房间，她去世后还保持了原状：一张乱糟糟的床，一幅美剧《生活大爆炸》的海报，一摞《暮光之城》系列小说，写着德语和英语励志格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铭牌，还有美丽娇小的莉亚与朋友们搂在一起的合影，其中包括同在失事中遇难的卡亚·威斯特曼。亨德里克指着一张白色的小梳妆台，上面都是用了一半的化妆品、面霜、瓶瓶罐罐，乱七八糟地摆着，好像她今天早上还刚刚用过。有几只瓶子上面散落着黑色粉末，是前来采集莉亚指纹的法医鉴证人员留下的，指纹会帮助鉴别失事现场的部分遗骸。“我从学校回到家，那是个冬天，一日将尽，没有人在这儿。”现在已经19岁的亨德里克说。他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像年轻版的斯诺登。“通常我进来的时候，莉亚都会在，我们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我会点起一支蜡烛，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告诉她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亨德里克的妈妈安妮在客厅见到了我们。她年约50岁，看起来很憔悴。她拿出一本相册，那是巴塞罗那的寄宿家庭在莉亚死后寄来的。她一言不发，把相册递给我。我翻阅着那几十张青春洋溢的照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晚餐时的、聚会时的、还有漫游博物馆和海边散步时的。安妮打开手机上的 Whatsapp 应用，滑过一张莉亚去巴塞罗那时的登机牌照片，还有她假装害怕乘坐廉价航空的讯息，她尝试用西班牙语跟妈妈说话（“再见，妈妈”）的录音，那应该是在派对上发的消息，背景很喧闹。每一条普通的讯息现在看来都像是有预兆的。

　　我尽量委婉地问亨德里克曾经尝试想象，在那最后的8分钟里，莉亚都经历了什么。几番犹豫之后，他告诉我，他看到莉亚和卡亚一起坐在飞机尾部，周围都是老师和同学，在巴塞罗那最后一晚的狂欢之后他们一定都很累。“我想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最后那一刻，”他说。“而在最后一刻，或许瞬间肾上腺素会飙升，然后一切都——都是一瞬间的事。”

　　“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安妮插嘴。

　　“我们不知道，”亨德里克说。“也不想知道。而且，无论如何，我觉得想这件事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把记忆阻隔掉也并不容易。去年夏天，来自哈尔滕的遇难者家属飞往马赛，然后搭乘大巴车前往距离失事地点最近的村庄勒维冈，参加了一次集体葬礼，重达数吨且无法通过 DNA 测试确认身份的遗骸在此处下葬。（克劳斯·拉德那，歌剧演员玛丽亚·拉德那的父亲拒绝参加这次葬礼，他说，坟墓中肯定有安德里亚斯·卢比茨本人的部分遗骸。“那里埋葬着149名受害者与1名凶手，”他说。“他们不应该被葬在一起。这让我无法接受，难以置信。”）返回杜塞尔多夫的班机上，飞机遇到了强风和雷电天气，客机在半个小时内都处于剧烈颠簸中。这让他们无法不回想起自己心爱家人最后几分钟的惨状，让那噩梦般的时刻痛苦倍增。“新的画面经常会钻进我的脑海，”亨德里克回忆，“你无法把它们阻隔出去。”

　　德国之翼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是汉莎航空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汉莎航空是欧洲最大的，也是德国最著名乃至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曾于二战后倒闭，并在1953年重组成为德国的国家航空公司。它拥有615架飞机——是全世界最大的飞机编队之一——飞往六大洲101个国家的261个目的地，2014年利润近10亿欧元。现已私有化的汉莎公司是战后德国高效与可靠的标志。空难之后，全世界都在惊讶，这家广受仰慕的德国企业怎能允许一个精神异常的危险人物驾驶他们的飞机？汉莎很快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了参加葬礼的路费和相关资助——每个家庭5万欧元——他们的联络官员们看起来也是真心悲痛，并且为自己同事引发了这场悲剧而感到羞耻。不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斯波尔在事件发生后一时间显得毫无头绪，甚至还向全世界保证卢比茨的情况“百分之百适合飞行”，并坚持认为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航空公司的审查机制。之后，汉莎的一位发言人声称航空公司和遇难乘客一样都是“受害者”，这让家属们怒不可遏。“如果是恐怖分子把飞机炸掉了，那你可以说自己是受害者，”亨德里克·德普佩尔告诉我。“但你的员工直接害死了所有乘客，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受害者？”汉莎当然有权哀悼自己的机组，但是航空公司的回应中所缺少的是为此罪行负责的态度。（德国与法国的检控方仍在继续调查，除了卢比茨之外，是否还有人应该为此受到惩处。）

　　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态度已经让遇难者家属怒不可遏，那么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则让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赔偿。按照欧洲相关法律的规定，航空公司在坠机事件中需要担负的责任极为有限，相关条例认定，每一架次的航班都有一定风险，乘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这一风险。因此，汉莎给每位遇难者的家庭提供了数额甚微的25000欧元作为“安抚费”，此外还为他们支付了葬礼费用和出席葬礼的路费。每个家庭获得的赔偿总额，是汉莎CEO斯波尔274万年薪的三十六分之一。被激怒的家属们很快就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柏林的航空律师艾尔玛·吉姆拉代表72个遇难者家庭中的42家，要求汉莎为遇难者的每一位直系亲属提供平均25万欧元的赔偿。但是汉莎拒绝了，家属们也无计可施。德国的意外死亡责任法规定很严格，这意味着汉莎对所有遇难者支付的赔偿金额简直可以说低到惊人，该公司也无须为受害者家属蒙受的精神痛苦支付一分钱，除非这些人能够提供医生证明，确认他们是由于亲人去世而患上了身心疾病。经过多次谈判之后，吉姆拉说，汉莎同意支付每位家属1万欧元作为额外的精神赔偿。“他们说那已经是一个 ‘善意的姿态’了。”律师轻蔑地说道。汉莎通过律师团拒绝就此诉讼以及这篇报道的其他内容发表任何意见。但是航空公司坚持认为这起失事是一次“悲剧事件”，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

　　“这不是悲剧事件，”克劳斯·拉德那说。“这是一次大屠杀。”

　　汉莎未必能这么轻松地摆平这件事。之前提到的那位纽约律师布莱恩·亚历山大计划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向航空公司索取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亚历山大想要证明的是，卢比茨行为的根源——也是机上乘客最后几分钟内无以名状的恐惧的根源——是他在航空公司监管下于美国受训的那关键的4个月。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受害者家属就可以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也能驳斥汉莎坚称公司也是卢比茨罪行的“受害者”的说辞。

　　“你如何给8分钟的惊恐定赔？”亚历山大在办公室里问我。去年夏天，毕业于西点军校，曾经担任过空军飞行员的亚历山大接到了老同事吉姆拉，那位柏林律师的电话，告诉他遇难者家属得到的赔偿很不公平。“你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吗？”吉姆拉问。

　　2015年9月，亚历山大确定了策略，把重心放在飞行学院上，汉莎知道卢比茨自身有危险性，但决定忽略。在亚历山大看来，训练中心是一系列玩忽职守行为中的关键一环，美国航空管理局“让这个人钻了空子”（而不是因为撒谎而按照惯例取消他的培训资格），汉莎航空的医生不顾卢比茨个人档案上“特别定期体检”的标注，只对他进行了简略的检查。但是飞行学院是“把关者”，亚历山大声称，它的责任包括用尽一切力量严格筛选飞行学员，并且把那些可能在某个时候让自己和他人陷入危险境地的人排除出去。“他档案上的那个标注应该被视为红色预警，”他说。“他们有责任向他提出更多问题。‘抑郁是轻度还是重度的？何时发病的？是否在服药？是否有过自杀的想法？’”亚历山大说，更可怕的是，学院知道卢比茨在联航局表格上作假——这是犯罪行为。汉莎自从德国之翼失事后就在学校下达了封口令，禁止员工发表意见，但是亚历山大应该可以拿到卢比茨的个人档案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重要文件。他在亚利桑那州立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就可以着手索要这些文件了。

　　去年10月，亚历山大飞往杜塞尔多夫，在洲际酒店地下室的会议厅里向超过100个遇难者家庭讲述了自己的意图。在出席者中间，有代表玛丽亚·拉德那父亲的杜塞尔多夫当地律师，他也在对卢比茨的罪行进行调查，还有来自哈尔滕的家庭。安妮·德鲁佩尔回忆说，和其他几十个遇难者家庭坐在一间会议厅里让她很矛盾。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很多德国人的观念中，这种索赔几百万美元的美国式控诉是卑鄙贪婪的。但是她和亨德里克也都觉得，汉莎和凶手一起逃脱了责任，只有巨额赔付才能让这家企业感到切身之痛。“如果赔偿的数目很少，他们或许会想， ‘这种事发生了也无所谓’，”亨德里克解释说，“可能他们就不会被迫做出改变。巨额的赔偿可以让他们看到这起悲剧有多严重。”那个下午，亚历山大与85个家庭签了代理合约。

　　10月的那次会议之后，几乎所有德国之翼遇难者的家属都加入了迫切要求在美国提出民事诉讼的行列——有些由亚历山大代理，另外一些家庭被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国际律师团代理。有些家属知道法律交涉成功机会很小，但是他们说，亲人遭受的恐怖在他们脑子里挥之不去，迫使他们去寻找任何可能为争取合理赔偿的机会。对于马丁·马修斯的遗孀沙朗·马修斯来说，去年6月的最后一天，罪证变得无比清晰，当时她被警方护送到位于巴黎的法国外交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与汉莎航空的官员和其他受害者家属一起，听取经过电子处理增强后的机上最后8分钟的录音，现场还播放了这架死亡航班飞行路线的视频演示。“我们听到在机长出去上厕所的时候驾驶舱门打开随后关闭了……快速的敲击和叫喊……飞机在报警拉起，拉起，”她回忆。“我只想到我的马丁坐在那里，距离驾驶舱只有几英尺远，耳闻目睹发生的一切，然后看到飞机外面的山。”官员停止播放录音前的一刹那，她无法承受，跑出了房间。

　　克劳斯·拉德那，一个仪表整洁、身材健壮的60岁老人，也被这些想法折磨着。他仿佛能清晰看到飞机下坠时玛丽亚在忙着逗弄她那好动的小宝贝，并没注意到前面的骚动。他仿佛还能看到萨沙冲出座位跑到走廊前面试图帮忙。“萨沙是一个冲动型的人，很强壮，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每一天夜里，他告诉我，他的脑子里都会映出同样的画面——乘客们最后的尖叫声以及撞击的那一刻。“我脑子里还有玛丽亚、萨沙和菲利克斯爆炸的画面，”拉德那倒抽一口气克制住情绪告诉我。“他们的身体，爆炸了。”

　　因为自己现实或者想象中的疾病而愤怒，就引发自杀和大规模谋杀行为，卢比茨这个人是典型的自我中心者吗？这是某些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对他的鉴定。坠机事件之后人们马上把他与噶米尔·艾尔-巴托蒂相比较，巴托蒂是埃及航空的副驾驶。1999年，在纽约飞往开罗途中，他故意操纵飞机坠入大西洋，导致自己与其他216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埃及航空的高管，这名高管不久前曾经因为艾尔-巴托蒂向未成年少女暴露私处而对他提出警告。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卢比茨的生活则不难发现，他与那个复仇心重、有谋杀倾向的反社会人格并不相符。他有能力维持一段亲密的感情关系，与父母和祖父母都很亲近，有正常的朋友圈子，并且没有与同事、上级或者其他人交恶。所以，如何解释这次预谋的杀人行为，这种对其他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冷血态度？为什么不单独自杀而是要拉很多人陪葬？而且，当飞机持续下降并撞向地面，桑德海姆在驾驶舱外疯狂砸门的时候，全然麻木的他难道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吗？

　　这些都是难解之谜，并且永远无法解开，因为，正如临床心理学家乔尔·德福斯金坦言的，“进行自杀式袭击的人事前都没被采访过。”但是，卢比茨经历的极度抑郁，以及持续的无能为力及挫败感，能够超越一切理性思考和决定过程。犯罪学教授亚当·兰克福德研究了几起由自毁引发的大规模谋杀事件。无辜者的死亡，兰克福德写道，在行凶者看来通常只是“副作用”。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对于他所谓的“精神错乱型抑郁症患者”的形容或许最能反映卢比茨扭曲的内心，一个人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下产生的灵魂扭曲。“对这个人来说……无形的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是会杀人的，正如高楼起火后被困在室内的人最终会选择跳出窗外。”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解释也不足以为这位飞行员罪恶的自私行为开脱。卢比茨显然非常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他才会掩盖自己的自杀倾向，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抑郁对于一个在工作中要对几百人生命负责的人来说有什么样潜在的后果。德国严格的隐私保护法和他的心理医生的不作为可能帮了他的忙，但是最终，责任应该由卢比茨承担。

　　12月一个下雨的下午，我到卢比茨的家乡蒙塔鲍尔镇外松林翠柏掩映的教堂墓地，这里距离他第一次体会飞行快乐的滑翔机学校并不远。永久的墓碑还没立起来，临时的木质十字架上简单地标着“安迪”。一只黑色的灯笼、一个玩具圣诞老人和一枚新鲜的花圈被摆放在十字架周围，此外还有几条在木头或者石头上刻下的悼词。“随星光远离，”一条悼词这样写着，“仍永驻我心。”然而，即使是在这里，在这个很私人的悼念之地，他的家人也没法得到安宁。我穿过公墓的时候，和这里的守墓人谈了几句。他告诉我，卢比茨的葬礼几天之后，他发现十字架上挂了一条标语。上面只有一个词：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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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冲 撰文：约书亚·哈默（Joshua Hammer）

图片：东方 IC，Getty Images 翻译：Tracy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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